特殊论认为，中国的历史阶段、社会情况及文化观点与西方有着很大甚或是根本性的区别。

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争议处理权。此一方案涉及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殊为不易，更为关键的是，国务院所制定的行政法规未必都是法律解释的结果，如何避免僭越宪法监督权亦是难题，不易采行。

这一权力带有被动性，绝大多数的分歧并没有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在检察系统和审判系统之间，一方面仍然是各行其是，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种非正式权力安排的默契加以解决，以避免检法之间发生公开的冲突。因此，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可确立两套解决方案 (一)配合关系的规制 短期来看，即使某些配合关系有破坏宪法秩序的嫌疑，却有存在的必要，不宜就此否定所有配合关系。对于宪法秩序的威胁亦属明显，某些配合关系的存在便是对宪法秩序的破坏，显然不符合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精神。实际上，法律解释主体并未严格遵循《决议》的规定，尤其是法律具体应用解释主体，在法律解释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各种配合关系，对于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体制乃至宪法秩序具有显著影响。联合解释的各方如若各自独立，在联合解释的过程中平等博弈，充分表达意见，应当能够较好地防止其他权力的侵犯，对于联合解释的服从亦是服从解释主体自己。

需要说明的是，刘松山教授所针对的是所有的行政法规，本文所关注的仅仅是依据法律所做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积极行使抽象法律解释权，有执行法律的需要，亦有部门利益的考量，却也让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获得更多施压的机会。第一，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强化说理的资源。

其次经由说理性解释、个案中的法益衡量等法律论证方法提出更强理由宣告相应的法律规则不适用，同时建构新的法律规则或提出原法律规则的例外规则。然而部分案件中法官是为了响应政策需要而适用，过分关注案件的社会效果，后果导向思维张扬，致使忽视了对法律问题的关注，很鲜明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用价值宣示的方式予以适用，即在案件具体裁判之前，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宣示，评价是非对错、凸显价值立场，但是却没有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分析，空洞的价值评价反而导致裁判说理不充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案件的裁判中仅仅起到一种背书的效果，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按照法治的一般原理，如果有明确规则的，应当优先适用规则。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转化为司法文件、指导案例、司法政策以及作为价值理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作为裁判依据直接加以适用，通常情况下可与其他法源形式复合适用。

法律原则既是法律的构成要素，又体现着社会一般道德意识和道德标准，[37]所以《民法总则》4、5、6、7、8、9、10条、《网络安全法》6条、《慈善法》5条、《教育法》6条等都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立法。(一)作为正式法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裁判依据 司法裁判必须要依据事前已经以权威性的方式确定下来的一般性规范，即‘法来进行。

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出现有规则不适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的现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然而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不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维度进行整体适用。司法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扩展到了刑事诉讼领域，而且是作为量刑的考量因素之一。同时，由下而上地将具体个案中的事实评价，向具体法律原则进行归纳，以等置规范。

同时，需要注意裁判文书是一国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浓缩，[58]其不仅与各国的法治状况密切相关，而且与不同诉讼类型的功能与特征密切相关。同时基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关系，可以通过司法文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司法政策，进而借由司法政策来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性适用。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当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解读、融入法治建设及司法适用意义的宏观阐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适用的现状鲜有论及。

现行的指导案例从裁判要点、法条指引、基本案情、裁判结果、裁判理由等不同角度对案件进行剖析，意在引导下级法院参照指导案例对相似案件进行裁判，塑造同案同判的法治秩序。以《民法总则》185条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为例，根据立法资料显示，增加该条款的理由即在于英雄和烈士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体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加强对英雄烈士姓名、名誉、荣誉等的法律保护，对于促进社会尊崇英烈、扬善惩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35]可见事实上，该条款是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规则，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规范的体现。

[64]因此在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既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裁判的大前提进行辅助论证，又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小前提进行事实上的裁剪，进而形成三段论推理的链条，防止个案说理逻辑不清、行文混乱。然而，司法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更多地是在满足政治修辞之需要。

该条文中的诚信原则实际上是作为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的规范体现。比如法治指向的是社会层面，但是在北京金玉恒通贸易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门头沟区人社局行政纠纷案中，[5]法院在裁判说理中将法治进行了双重层面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39]所谓推理与论证，就是举出规范性理由和事实性理由来支持最终得出的具体判决。并指出，在相关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首先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医院等追偿权纠纷上诉案中，[9]法院在对案件进行裁判前，首先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12个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属性是复杂的和有差异的。

以法治为例，十八大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具有统一司法适用的功能，下级法院应当参照适用指导案例。

体系解释具有开放性，其不仅向其他法律规范开放，还要向道德、价值等其他社会规范开放，在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法律与社会之间寻求一致性，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意义的主要方法。模板化是指法院对不同案件作出的裁判，所运用的说理方式，甚至是表述方式基本相同，没有结合具体个案进行分析论证，从而导致了说理方式格式化，千篇一律，缺乏个案特征。

[53]裁判文书说理要妥善地处理说理资源，增强说理的理论性与论证性，可以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维度予以说理。[69]这其中，司法适用的引领尤为重要，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可见，本案中法院对法治的理解涵盖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对法治进行了扩张。[42]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正式法源包含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两种形式，二者均可以作为裁判依据，但是具有不同的适用规则应加以区分。作为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公共政策对法院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公共政策适用，可以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矫正正义向分配正义的角色转换。另一方面在裁判结论上，既能保证遵循依法裁判的思维路径，又能合理证成裁判的可接受性。

法律适用中，由于找不到相应的裁判依据而陷入无法可依的境地时常出现，为此裁判者需要立足于语境建构裁判规则，并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第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公共政策、司法政策进而指导法官的裁判行为，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用的恰当性。

部分法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上位概念使用，亦有法院将其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同位概念并列适用。(三)采用合理法律修辞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 裁判说理的核心目的在于定分止争、公正裁判，提高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进而进行价值引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裁判文书的实际意义就在于通过充分的说理，将‘纸面上的法激活为解决现实纠纷的‘活法。[40]其中规范性理由既包括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也包括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

基于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行为是否合法必须严格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可以发挥辅助说理功能。只有当具体规则欠缺时，才可以一般规则作为大前提。其三，裁判说理的碎片化。[22]同时法官中立也是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要求和基础，[23]因此确保价值的中立性既是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评价法官实践的衡量准则。

而在部分案件中，法院在进行案件裁判之前，不涉及案件具体问题的分析，直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宣示，以凸显法院的价值立场。通过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复合适用，一方面在形式上形成相互关联的规范集，在实质上形成内在融贯的价值标准。

法律规范推理涉及一般规范如何在个案中适用，事实推理涉及证据审查判断及其基础上的事实认定，司法裁判推理涉及以确认的事实与援用的法律规范为前提推出裁判结论的过程。一是确保法律规则的优先适用避免规则逃逸。

最好的修辞、最好的说服在于客观描述法律规范的意义，应当防止法律规范意义的隐退及法外因素过度地引入，限制法官的主观任意性来约束和抵制不当修辞对法治的消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责任编辑：叶一茜)